材料一：
习近平论文化建设（摘编）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根本制度，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几年，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要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使用。要深刻汲取国内外重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督察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要加强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习近平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习近平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
习近平2021年1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材料二：
习近平论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摘编）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14年10月、2016年5月，我分别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作了讲话。几年来，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为人民创作的导向更加鲜明，文化文艺创作生产质量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取得了显著成绩。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
习近平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习近平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政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强调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而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思政课教师所讲的理论、观点、结论要经得起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问，这样效果才能好。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学理性弱化政治性，在大中小学的不同学段，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方式讲思政课，都要体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
习近平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2019年4月1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抓好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自觉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设，结合新的实际推进改革创新，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2020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习近平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我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习近平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2021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
材料三：
习近平在浙江（十二）
“习近平同志的‘两山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创造”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张鸿铭，1955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1998年2月任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2004年10月任台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7年2月任台州市委书记。2009年3月任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书记。2009年4月任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7月任杭州市市长。2017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8年11月退休。
采 访 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国防大学
采访组：张鸿铭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时，您已在省环保局工作了20多年。请您先讲讲他对环保工作的重视情况。
张鸿铭：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从福建省省长任上调任浙江省代省长。当时，我作为省环保局局长，自然很关注他上任之初是否重视我们环境保护这一块的工作。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他对浙江的环保工作高度重视，到任不到一个月，就在11月1日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安排审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那次会议上，我就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了汇报，重点介绍了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条例》、《条例》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实施《条例》对改善环境状况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条例》中，我们提出将排污单位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对排污量超过核定总量指标的予以限期治理，未能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停业。在当时看来，这些要求是比较严的。那时，浙江生态环境的总体情况比较好，但也存在着忽视环保的现象，存在着先发展、后治理的思想认识障碍，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肯定会产生比较严重的污染后果。针对这个议题，会上讨论很热烈，有的领导有顾虑，认为大气污染防治虽然很重要，但措施、投入和实施的时间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目前标准要不要定得这么高？要求要不要这么严？实施要不要这么早？
大家发表意见之后，习近平同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标准怎么定都应该，花再大代价也值得。治理环境，不能犹豫，要动真格的，来不得半点虚的。”在他明确表态后，省政府层面很顺利地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了。之后，《条例》提交省人大审议，并在2003年6月27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上顺利通过。这个《条例》，为浙江省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为什么这次会议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从1981年起从事环保工作，1993年走上省环保局领导岗位，比较清楚环保工作从一个比较“边缘”的地位到逐渐被领导重视起来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位领导同志对环保工作有习近平同志这么高的重视程度，这么深刻的理解，这么有远见，这么态度坚决。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推进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思路和实施情况。
张鸿铭：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就着手谋划生态省建设。可以说，浙江的生态省建设，既是他生态文明理念的系统体现，也基于他大量调研后对浙江省情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同志2002年11月20日任省委书记，21日出席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24日就带队到丽水市调研。丽水是浙江陆地面积最大的市，也是生态质量最好的地方，但因山多地少、交通不便，相比当时全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发展明显滞后。在连续3天的调研走访中，看到丽水“秀山丽水、天生丽质、资源丰富”，习近平同志讲到，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是加快发展的潜在条件。他说：“千万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点经济的利益”。
12月18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我作为时任省环保局局长，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和全会精神，立即代省政府起草了给国家环保总局的关于申请成为生态省建设试点省的报告，同时着手会同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努力，完成了《纲要》的编写，习近平同志对此很高兴。
《纲要》提出，浙江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十大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2003年3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会议，《纲要》得到国家环保总局主要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认可，评价非常高。浙江由此成为全国五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之一。
2003年7月11日，省委召开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习近平同志亲自作动员讲话，强调生态省建设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浙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他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从此掀起了浙江生态省建设的高潮。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15年过去了，这个《纲要》的内容到现在也不过时。习近平同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他的前瞻性，他从那个时候就着眼未来，对如何发展生态经济、如何改善生态环境、如何弘扬生态文化，都有明确的阐述。对以十大重点建设领域、五大保障体系作为生态省建设的“四梁八柱”，考虑得非常细密、非常周全。到了2003年夏天，我们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就实现了生态省建设的良好开局。
从习近平同志来浙江工作起，浙江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站位之高，开局之良好，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过的。而且，他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省建设，亲力亲为，全程精心参与指导生态省建设的方案起草和体系设计，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推进始终不松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生态省建设中都有哪些举措？
张鸿铭：我着重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生态省建设上注重宣传教育、典型引路、率先垂范的情况。
过去，我们是比较缺乏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原来的边缘化逐步转变成社会主流意识，首先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只有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生态意识，环境保护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和拓展。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全社会树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他认为，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才是生态省建设最深沉、最持久的内生动力。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首先进学校宣传，把学生和老师发动起来。学校师生的生态文明观念是比较强的，建设“绿色学校”，他们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杭州崇文实验学校的学生们还给习近平同志写信，希望他“号召浙江的少先队员和全社会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他很快给同学们回了信，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了这封回信，学生们都很受鼓舞，也越发坚定了他们保护环境、爱护生态的决心。从绿色学校，再到绿色社区、绿色工厂，一系列绿色建设逐渐开展和推进。后来，我们又把工青妇系统全都发动起来，不断加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宣传，使生态省建设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以抓典型的方式来增强说服力。比如抓湖州安吉县这个典型。安吉在治理之前，大的生态环境基础是好的，但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工业污染。在2000年前后第一轮污染防治当中，安吉重点关闭了污染十分严重的安吉造纸厂，当时这个厂占安吉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安吉有些干部群众的思想很抵触，反弹十分强烈，但还是依法关停转产了。污染企业关停了，如何发展经济？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安吉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发展起生态经济、旅游经济，后来安吉的山川乡成为全国第一批环境优美乡。2003年9月13日，安吉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全票通过决议，把每年的3月25日定为“生态日”，这是我国地方设立的首个“生态日”。2006年6月，安吉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每年到安吉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安吉真正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领导抓、抓领导，他总是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精准发力，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亲自担任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个解释。他说，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和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所做的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一把手当这两个小组的组长，有利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面推进。
事实也确实如此，习近平同志任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抓工作就抓到了根本上，组织架构非常严密，执行力非常强，每年开会总结和部署工作，雷打不动，平时经常听汇报。他以高度重视和亲力亲为，给全省上下作出了示范：省里怎么做，市里也要怎么做；省里有多重视，市里也要多重视。习近平同志还大力倡导树立绿色GDP观念，把生态省建设与干部的政绩考核挂钩，把干部正确的生态观和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这是非常高明的。他把一些领导干部对生态省建设的态度从不理解、不自觉、不主动，转化为理解、自觉、主动。浙江的生态省建设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是与他的高度重视、直接领导、率先示范分不开的。
采访组：环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推动环保工作的？
张鸿铭：十几年前，环保工作确实还不像今天这样提到这么重要的地位，环保部门工作条件比较艰苦，机构不全、规格不高、人员不足、经费欠缺。但在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环保事业可以说是一步跨上了新台阶。
他2003年6月专门到省环保局调研，不仅充分肯定了全省的环保工作，而且对下一步环保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又对环保系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明确表态予以支持解决。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重视下，各级领导和部门都给予环保大力支持，环保部门的机构、编制、人员、装备、后勤保障，都得到大大的改善。从这时起，全省环保系统精神更加振奋、锐意进取，环保工作做得更加扎实了。由于工作跟上去了，做到位了，浙江的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人民满意度不断得到提升。
习近平同志每年花大量时间到各地市调研，无论到企业还是农村，都会涉及到环保，都会教育各级领导要把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在一起考虑，不能搞“两张皮”。他下去调研经常要求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参加，所以有机会在他身边，聆听他的教导，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做好环保工作的信心。
早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时，习近平同志就将环境污染整治，当成生态省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标志性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环境方面欠的债迟还不如早还，早还早主动，否则没法向后人交代。”为了加快环境污染整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生态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指导下，2004年我们又出台了“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指的是浙江省八大水系，“11”既是指全省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在浙江各个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环境保护的督查和整改。比如，我们针对水污染，具体划定了几个产业集群的地区来进行针对性很强的重点整治。有的地方，像台州、上虞等地，是化工为主；有些地方，像绍兴等地，是印染为主；还有的地方是生产铅蓄电池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污染大户，该关停的关停，该治理的治理。
“811”整治行动的任务很重，正在强力推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省委决定我去台州任市长。他说，“811”行动，全省11顶帽子，3顶在台州，你是省环保局长，你去那里先把帽子摘掉。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台州的3顶帽子，一个是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二是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三是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这三个地方废气、废水等“三废”污染严重。尤其是，黄岩当时是全国17个部级化工基地之一，医化产业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约35%，基本上都集中在王西、外东浦区块，数量多达48家，年产值接近20亿元。我到台州反复调研论证，发动全市上下，以壮士断腕、前所未有的力度整治，到2006年底都通过了省整治办验收，摘掉了3顶帽子。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搬迁，经过整治，污染消除，环境变好了，产业结构调整了，新型城镇化推进了，老百姓满意了。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浙江所有重点污染企业都进行了在线监测，污染物都要做到达标排放。所有城市的污水处理厂都以高标准建立起来。浙江省的八大水系，都建起了水环境自动检测装置。像这样的重点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里面还有很多。比如，2003年开始，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把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脏乱差问题作为突破口，至2007年，经过5年努力，对全省10303个建制村进行初步整治，并把其中的1181个建制村建设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取得了良好成效，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811”专项行动一直持续到现在，后更名为“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但工作内容仍然是一脉相承的。这都是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和规划，是留给浙江人民的宝贵财富。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浙江就生态省建设工作作了汇报，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从2002年底习近平同志来浙江工作，到2004年下半年，浙江的生态省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国家环保总局于2004年10月在浙江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经验交流会，充分肯定浙江的做法，推广浙江的经验，表明浙江的生态省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请您讲讲“两山论”。
张鸿铭：习近平同志的“两山论”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创造。这个理念，是他2005年8月15日在安吉天荒坪镇的余村调研时第一次提出来的。他对当时余村关停污染环境的矿山开始搞生态旅游的做法表示赞许，点评说：“一定不要再想着走老路，还是迷恋着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天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系统阐述了这一理念。
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人们对“两山”关系的理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们只在乎经济利益，一门心思发展经济，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更多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更是得不偿失的。习近平同志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算过一笔账。他说，上海的建筑材料中的石料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浙江开采、从浙江运过去的。浙江把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开采下来，把山体挖得千疮百孔，然后把价格很低廉的石料运到上海，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是这些山却毁了，如果将来再想办法去修复，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卖这个石头的钱要高许多倍。
第二个阶段，就是人们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个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大家感到光是经济发展了，但环境破坏了，也是不行的，还得要保住绿水青山。所以，要找到兼顾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路子，是这个阶段的重点。比如水乡绍兴，发展印染行业带来的水污染使河水变质，很多河流不但不能游泳，甚至有的学生连用“绿水青山”造句都不会了，促使当地领导痛下决心治理水污染，取得明显成效。
第三个阶段，人们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本身就成为了可以永续利用的经济发展动力。习近平同志的思路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比如，安吉县天荒坪镇的余村，从2003年至2005年关停了3个石矿、1家水泥厂，兴办农家乐，发展生态旅游，村民实现了“借景生财”。
习近平同志的“两山论”，强调了生态保护建设的优先论，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论，蕴含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今天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就要把习近平同志的“两山论”牢固树立起来。
采访组：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呢？
张鸿铭：那时，我了解一些习近平同志青年时代在陕北黄土高原插队时带领村民建沼气池的事迹。我想，他那个时候的率先所为，也是他对当地生态环境思考的结果。陕北的山上，树木稀少，燃料怎么解决？老百姓怎么做饭，怎么取暖？人一定要有生存的办法，人也一定会有不破坏生态也能生存的办法。应当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习近平同志到四川去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后来他到福建工作，在宁德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任福建省领导的时候推动建设生态省，福建因而成为全国提出建设生态省比较早的一个省。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工作就更加全面了，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实施。浙江与福建地理接近，虽然特点各有不同，但大体的生态、自然环境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福建的生态环境很好，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一个省，浙江是第三。
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现在是在承担着一种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好了，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同时也是对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治理好中国的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际上是对全球环境保护的一种担当，是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采访组：台州的台风比较多，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指导抗台的情况。
张鸿铭：我2004年10月到台州工作，2009年3月离开。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来浙江工作，12月就去了台州调研，到2007年3月他离开浙江去上海工作，一共去过台州15次，走遍了台州的9个县、市、区，既了解台州的山山水水，更与台州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台州确实是台风灾害比较多发的地方，台风从浙江沿海登陆，很多是走台州市这条路。所以有人猜测说，台州得名，是不是“台风之州”，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但由此可见当地台风灾害有多么严重。每逢台风来袭，习近平同志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和重建工作，看望老百姓，看望伤员，表达亲切慰问。2005年8月和9月，台风“麦莎”和“卡努”先后登陆台州，给人民群众财产带来很大损失，他及时赶赴台州视察慰问，我全程都陪同。他对老百姓问寒问暖，亲切慰问和热情鼓励的话语非常感人；他部署下一步的抗台救灾工作，都非常深入，非常细致具体。
至今我还记得他对预防和抗击台风所说的几句话：第一句是“宁可十防九空，也要万无一失”。可能我们组织群众撤退、避险，十次有九次是白忙活，但即使是这样，也要坚持这样去做，不能麻痹大意，确保安全。第二句是“宁听骂声，不听哭声”。有时候老百姓不理解，不愿意从船上、危房、危险地带撤离，要骂人的。但一定要按预案坚定不移撤离，听老百姓的骂声，总比哭声好。因为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第三句是“撤离有序，安置妥当”。撤离要按部就班，有效率，有秩序；撤离后，我们要把老百姓安置在相对安全地区的学校、工厂等地，做到有吃有住有医有穿。习近平同志都要去看看和过问具体的安置情况，他的工作非常细致，工作作风非常严谨。习近平同志的这几句话，我是深刻记在心里的，他体现了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的担当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谈跟随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给您留下的印象。
张鸿铭：我陪同习近平同志考察调研次数比较多，他经常对我们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他经常教育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问题。比如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纵向看，又要横向看，从世界的潮流，从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他说，从事环保事业的人，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历史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关于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不光看材料、听汇报，更会走进田间地头，走进老百姓家里，和老百姓拉家常，和老百姓谈心交心，听取他们的反映、建议和想法。他也非常重视同事和下属的意见，下乡调研，经常会在车上讨论一些问题。找人谈话、听取工作汇报，他都会拿出笔和本子，把问题和建议都记下来。所以，他有这么深邃的思想、博学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与他好学和善于吸收多方合理意见，善于总结提炼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也非常关心同事。有一年夏天，我们到丽水去调研，坐的那辆中巴车空调坏了，窗户又是那种全密封无法开启的，烈日之下，整个车里像蒸笼一样。当时，后面还跟着一辆丽水当地的车，同志们请他换到后面那辆车上。但后面那辆车是坐满的，如果换过去，就肯定要有一位同志来坐这辆“蒸笼车”。习近平同志表示坚决不换。我想，他是认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自己克服一下，不能让别的同志受累。到目的地后，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热得满身是汗，但他并不在意，马上投入到调研当中。这一点，让随行的同志们很受感动。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每个人都很服气，都很尽力。
材料四：
习近平在浙江（十八）
“习书记主政那五年是浙江文化建设大步跨越迈入前列的五年”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杨建新，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2003年2月任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201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6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杨建新同志，您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与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杨建新：习书记刚来浙江工作的时候，我还在省台办当主任，第一次见面他就关心我的工作问题。因为我记得那一次不是正式工作场合，我印象很深，他微微笑着，同我聊起了对台工作，我向他简要汇报了浙江对台工作的一些特点，然后他问我，听说你要离开台办到文化厅工作？我说不是我有要求，是我在台办工作时间长了，省委有这个考虑，我说我在台办很安心，而且学到不少东西。您从福建来，我也知道您很重视对台工作。他笑着说：“对台工作是很重要，文化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浙江，文化底蕴很深厚。如果省委定了，那就去吧，好好干。”2003年初，我到省文化厅任职，省人大常委会上，还是习书记给我颁发的任命书。
这以后，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同习书记聊到文化工作。大约一年以后，有一次习书记问我：“到文化厅工作有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如果有可能，您最好给我两个小时，我仔细梳理一下，让我把关于浙江文化建设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好好地跟您汇报汇报。”习书记很爽快地说：“好啊，这个我很感兴趣。”可惜的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这个约定一直未能实现。当时我还向他如实地讲到，在文化厅工作比较顺利，要说困难，就是上访人员太多。他有点吃惊，询问详细情况。我就向他汇报了文化系统摊子大，人员多，政企、政事不分，历史遗留问题不少，导致上访人员较多。习书记听了以后非常重视，马上表态：真没想到文化系统也有这么多上访人员，我把问题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习书记说到做到，在他的重视支持下，省里陆续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文化系统不仅上访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从发展规划到软硬件条件，全面迎来了文化建设的“春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战略决策的主要情况。
杨建新：习书记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我是感受很深的。他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自觉，既是发乎内心的，更是建立在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在他的治省方略“八八战略”中，其中一大战略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事实上，浙江是在2000年出台《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并没有另提口号，也没有另搞规划，而是继续扎实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各项建设工作，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
与此同时，习书记在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深入系统地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委于2005年7月召开了十一届八次全会，主题就是研究浙江的文化发展问题。全会围绕文化大省建设，全面深刻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习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与增强浙江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今后浙江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重大问题。在讲话中，他在肯定浙江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提出了“三个不相适应”和“一个不够协调”。“三个不相适应”是指：浙江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就是要求我们“跳出浙江看浙江”，站在全国和全球的背景下来看浙江发展，这也就对我们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不够协调”是指，文化建设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够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习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文化事业繁荣，进一步壮大文化产业，进一步加强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构建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整体框架，可以简称为“3+8+4”。“3”就是着眼于“三个力”，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8”就是实施文化建设“八大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习书记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这项工程的核心任务就是梳理发掘浙江的人文遗产和文化基因，传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和弘扬浙江精神，以文化的发展引领浙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全面发展。习书记亲自担任主任，我的理解，是因为这项工程是基础，是源头，把浙江精神梳理好，激发出来，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带动浙江的整体发展。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是抓住了文化建设的“牛鼻子”。“4”就是实现“四个强省”的目标，即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
省委这次全会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文化决策，这个《决定》进一步把准了浙江文化建设的方向，擘画了浙江文化工作未来的发展蓝图，在浙江文化建设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习书记以“三个力”为方向，以“八项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四个强省”为目标构建的“3+8+4”框架，就是撑起浙江文化建设宏伟大厦的“四梁八柱”。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省委的这一《决定》，至今仍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为制定浙江文化发展战略开展调研的情况。
杨建新：习书记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决策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建立在扎实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调研工作贯穿了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整个过程。更难得的是，每一次调研，他都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节点、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有重点、成系统的调研。关于文化建设方面，习书记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共有4次系统调研。这4次调研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系统调研的主题是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试，承担起为全国提供文化体制改革经验的重任。当时，整个浙江文化系统对改革的认识很不统一，思想很不稳定。文化事业和工业生产有所不同，不仅要有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大家担心文化体制改革影响到切身利益，因而积极性不高。基于这个情况，为了把中央的要求贯彻落实好，7月，习书记带领相关同志先后到浙江图书馆、杭州翠苑电影大世界、良渚文化博物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浙江歌舞剧院等单位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系统调研，并于7月18日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习书记再次听取了文化工作者、演职人员以及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他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些想法。他首先定下基调：“中央把浙江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省，对浙江寄予了希望，要求浙江积极探索不断总结，试出经验、试出成绩，为全国作出新贡献，所以我们要积极贯彻，认真响应。”他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习书记还指出，改革的重点就是三个：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抓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他要求我们：要大胆探索，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准改革的切入点。试点工作要大胆尝试，加大力度深入探索，中央有要求的都要做到，没有要求的也要大胆地试，在改革问题上，浙江要敢为天下先，走在全国前列。同时，具体实施过程中要稳步推进，以点带面，扎实稳妥，尊重规律。改革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出活力，改出文化生产力。
习书记开展这次调研的时候，我刚到文化厅任职时间不长。听到他的讲话，很受启发和鼓舞。感到他的话，都说到了点子上，也说到了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心坎里。改革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改？要搞清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同时，改革也不能只是下达任务，重要的是要解决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习书记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思路，方向正确，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尊重规律。不光讲认识，讲“过河”的目标任务，同时也讲方法，讲如何解决“船”和“桥”的问题。更加难得的是，他全面而辩证地提出了要“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这个理念。他认为，满足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参与文化的精神需求，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在全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尚未推开之前，就能有这样的深入思考和整体布局，真是远见卓识，很不简单。
习书记的第二次系统调研是围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以及重大文化项目的建设展开的。2004年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浙江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最高层次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节庆活动。习书记非常重视这次艺术节，指示要把它办成一届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艺术节，不仅影响要大，而且体制机制要创新。他几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了解艺术节筹备情况，还多次在会议上对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作出具体指示。当时，尽管省财政有专项拨款，我们发动社会力量也筹措了部分资金，但还是有不小的缺口。不得已，我向习书记求助，希望他能出面，向中央财政争取一部分经费。习书记非常讲政治、守规矩，他首先就问我：“我出面要钱合适么？”我就赶紧给习书记解释说：“毕竟是国家艺术节，中央财政担负部分经费是历届艺术节的惯例，另外如果争取不到经费，不仅影响浙江这次艺术节的举办，对下一个举办省份也会产生影响。”后来他给财政部领导写了信，争取到了这笔经费，为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奠定了资金基础。
2004年8月6日，习书记亲自到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剧院等地视察第七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和演出场馆的建设情况。当时全国正处于经济调整时期，浙江的经济形势也面临困难，很多基建项目都压了下来，社会上对于西湖文化广场这类项目是否继续推进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这些“业内人”很担心，浙江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大的文化项目，要是撤下来就太遗憾了。那一天，习书记先是冒着酷暑，视察了西湖文化广场的工地，慰问了正在施工的工人，给他们送去了毛巾、矿泉水等劳保用品。随后，在现场召开的办公会上，我和有关同志汇报了艺术节的筹备工作。习书记谈了三点：“第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关爱和善待广大民工；第二，在基建项目上要坚持有保有压，西湖文化广场作为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不但不能下，而且要保质保量，加快推进；第三，要以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和机遇感努力办好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充分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习书记对办好艺术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时还有一件事，在原先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规划中，浙江展览馆是列入拆除的，后来还是习书记最终拍板，调整规划，将这座上世纪70年代杭州市的代表性建筑（当时叫红太阳展览馆）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个展览馆仍是浙江省最重要的展览场馆之一。
当时我听了习书记在现场办公会上的表态，特别是后来他力排众议，将上世纪70年代红太阳展览馆这座历史建筑保留下来时，我一方面感动于省委主要领导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感到压力更大了。习书记这么关心文化工作，给我们这么多支持，我们应当按照他的要求，真正把这届国家艺术节办好。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是旰食宵衣，日夜奋战。2004年9月10日，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原计划由习书记宣布开幕，因为习书记提出要创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同志提议，可以让普通群众上台宣布开幕，习书记认为这个办法好，体现了“人民的节日”的宗旨，立马拍板决定，由一位银发飘飘的耄耋老人手牵一位稚气十足的红领巾小女孩上台，敲响了开幕式的大锣。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媒体的广泛赞誉。
此次中国艺术节历时17天，活动遍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等多个城市，最终于9月26日在绍兴圆满落下帷幕，无论是参加人数、演出剧目、举办活动的门类还是社会影响、社会筹资和赞助等方面，均创造了艺术节的历史第一。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实现了让人民广泛参与其中，享受艺术带来的欢乐，真正成为“人民的节日”，为国家艺术节的举办开创了全新的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很多新鲜经验。艺术节闭幕后，文化厅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提交了总结报告，习书记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这次第七届艺术节举办得很成功，文化厅以及有关市县、相关部门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做了大量具体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对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希望文化厅以这次七艺节的成功举办为契机，总结经验、积极探索、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为繁荣文化事业、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习书记在批示中，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归功于文化厅和有关部门的工作。事实上，没有习书记在各项筹备工作中细致入微的指导，没有他在经费上的关心支持、在方向方法上的具体指引，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他才是这次盛会得以圆满成功最关键的人。
第三次系统调研活动是在2005年，这一年在浙江文化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习书记结合2000年出台的《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实施情况，亲自主持了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调研课题。这是一次深入系统的全面调研，调研涉及省、市、县三级，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可以说，这次文化调研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成果之丰，是我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习书记在调研中形成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论断，为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奠定了基础，对浙江后来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5年4月7日至15日，我跟随习书记先后考察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下属的天创光电有限公司、萧山跨湖桥遗址等单位。所到之处，习书记边看边问，详细了解。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习书记跟一位加拿大籍的舞蹈老师交流艺术人才的培养问题。在浙江图书馆，他详细询问了数据库建设情况，并通过数据库检索自己在清华读博时的论文。在丝绸博物馆，他提出要弘扬中国的丝绸文化，还指示省委接待办要把丝绸博物馆列为重点接待参观单位。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他认真听取考古发掘文物的保护技术。通过几天的实地走访、听取介绍、翻阅资料以及与基层同志沟通交流，习书记随后在6月1日召开的浙江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阐述了他对浙江文化建设的看法和思路。习书记讲道：“繁荣文化事业，壮大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标，也是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标准。从浙江实际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还强调：“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能力，二要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三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竞争能力。”
为了集思广益，那年6月下旬，习书记专程率队走访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并于6月22日在北京召开加快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恳谈会，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意向书，目的是凝聚各方力量为浙江文化发展大计出谋划策。最后，习书记主持的调研组向省委递交了《文化大省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思路、发展目标以及主要对策都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确可操作的意见。这些调研成果，后来都体现在省委全会的《决定》之中。
第四次系统调研在2006年。那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浙江杭州成为第一个承办“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的城市。这次系统调研的主题就是文化遗产保护。那天，习书记先后考察了杭州南宋御街遗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文澜阁修缮工程，还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收藏珍品展览，随后在浙江省博物馆接待室召开座谈会。会上，我向习书记汇报了全省文物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并告诉习书记：“我们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敢‘大言不惭’地对您说。”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基于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因为2005年可以说是习书记工作日程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年，这一年中，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指示不下20余次。特别是在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有6次批示。在这样高密度的关心、督促下，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怎么能干不好？习书记听了我的汇报，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肯定了我们的工作，随即又就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指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村变城市，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隐藏着对文化遗产进行破坏的危险，在现实中就存在着对城市文化个性的轻视甚至埋没，造成文脉的断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现象。习书记特别强调，在发展经济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要在建设过程中把那些具有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破坏了，要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要求出发，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利用的关系，加快抢救速度，加大保护力度，抢救为主、保护第一，切实保护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最后，习书记动情地说道：“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要动员全社会共同传承保护好中华文化，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今天是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凸显出文化遗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要借此机会，组织和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进而更好地熟悉中华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让我想起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发出了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号召。现在想来，这也是他在浙江建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种延伸。浙江人民不会忘记，如果不是他当年这么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也许今天我们再想找回“村口那条小路、村里那口池塘、村头那棵大樟树”，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陪同习书记调研，我很有感触，他在调研中充分体现了他开展工作的方法论。一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性很强。从调研时机的选择，到调研主题的选定，再到调研方式、内容的确定，全都做到把握得当，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二是深入细致，贴近实际。每次调研，习书记都会提前做充分准备，我们给他提供的材料，他事先都会仔细地阅看。调研期间，他会抓住关键提出问题。尤其喜欢到基层现场去走一走，与普通群众包括教师、演员、职工或学生坐下来拉拉话，甚至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看。三是高屋建瓴，善于提炼。他在调研中不是随便走走看看，而是非常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每次调研走访、听取汇报后，他都会安排座谈，有时候现场座谈还不够，回到机关还要再召开座谈会或总结会，直到把问题谈透为止。也正因为如此，习书记总能够“跳出浙江看浙江”，从调研中看到别人没看到的问题，发现别人没发现的契机，所以他的讲话立意都很高远，既深刻，又富有前瞻性。四是辩证全面，指导性强。他发表的讲话、给出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即便是调研当中的即兴讲话，也总是与他的整体思想首尾贯通、一脉相承；即便是谈再小的一个问题，也总是辩证地看、全面地看，对实际工作指导性很强。能有幸陪同他一起调研，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建新：可以说，习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为我们树立了率先垂范的榜样，令我们这些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感佩不已。习书记特别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不能“造成文脉的断裂”。我刚才讲到，习书记曾经在2005年5月到6月28天的时间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6次批示。第一次批示是2005年5月4日，此前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习书记看后给我批示：“建新同志，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一天，他又在省政协文史委《关于浙江民间手工艺保护、开发和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上批示：“浙江的民间工艺是祖国艺术宝库的奇葩，应注意保护与传承，在文化大省建设中要加强这方面工作。”第三次是5月11日，当时一位并不认识习书记的民俗研究学者写信给习书记，反映浦江县高登山古村落文化遗产急需抢救和保护。习书记将这封信批转给我。同一天，还批给我另一封非遗保护工作者的来信。第五次是5月16日，习书记在我们当时提交的《关于浙江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汇报材料》上批示：“我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启动三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要按照‘国办发［2005］18号’文件的要求，认真总结，加强宣传，认真实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六次是2005年6月2日，习书记在永嘉县委县政府关于抢救振兴永嘉昆剧团的报告上批示：“永昆的保护应列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中。”批示还特别指明请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协调，要我对这项工作进行研究落实。
习书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批示远不止这些，但一个省委书记，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这么一项工作持续地给予批示，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当时，习书记的这6次批示在全国传为佳话，文化部的领导对我说：“老杨，你们有个好书记啊！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到北京开会碰到兄弟省文化厅的领导，大家也都说：“老杨，你们习书记那么重视非遗保护，难怪你们的工作开展得那么顺，那么好。”大家都羡慕我们有一个如此重视文化的省委书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习书记不仅给出批示，而且是全方位地给予关注和支持。越剧是浙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也是浙江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6年是越剧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向省里打了一个报告，想借越剧诞辰百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打出越剧品牌，振兴浙江戏曲，对外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对内鼓舞士气，增强文化自信。习书记得悉后非常赞同我们的设想，全力支持我们举办越剧百年诞辰相关活动。活动期间，习书记亲切会见了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老一辈著名越剧艺术家，并在3月27日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越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浙江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繁荣发展越剧艺术事业，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广大越剧工作者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职责，自觉地承担起作为中华文化及浙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创造者的历史责任。他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规律新特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按照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总体部署，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作为文化发展的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了习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我们趁热打铁，在2006年10月，提请省政府与文化部合办“中国越剧艺术节”，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首届越剧艺术节开幕式上，习书记讲道：“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建设和谐文化的实践中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推动越剧艺术乃至浙江文艺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人民创造艺术，艺术属于人民，衷心祝愿中国越剧艺术节圆满成功。”也正是在习书记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国越剧艺术节永久落户浙江，在提升越剧设施建设、繁荣越剧舞台艺术、培养越剧人才的同时，也对文化大省建设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
除了越剧之外，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也是浙江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唯一的陶瓷类项目。2005年，习书记到龙泉县调研，县委领导同志“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建一个像样的龙泉青瓷博物馆。为什么说是“小心翼翼”呢？因为龙泉是个山区欠发达县，缺钱。习书记在听了县里同志汇报后，明确提出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有必要建一个青瓷博物馆。在习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部门为龙泉县解决了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帮助龙泉县启动了青瓷博物馆建设。博物馆建好后，龙泉县委在博物馆前面立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了“关怀石”三个大字。石头背后，刻上了习书记关心支持博物馆建设的文字。那年我到龙泉去，当时的县委书记就对我说：“杨厅长，我们真不是搞个人崇拜。立这块石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调离浙江了，也还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是想表达基层百姓的心情，因为我们非常感恩。龙泉县是一个山区县，财政很紧张，没有习书记的支持，我们根本不敢想建这么一个博物馆，龙泉青瓷文化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弘扬发展。”现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建筑面积一万多平米，是省内最好的县级博物馆之一。龙泉青瓷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还有一次是2006年3月，绍兴大禹陵祭典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全靠习书记的支持。当时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已经初步确定，而绍兴的材料还没有上报到北京。情急之下，我带着绍兴文广局的负责同志在3月20日那天一大早就到省委办公楼门口“堵住”习书记，一方面向他作检讨，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没跟上；同时恳请习书记能出面跟文化部争取一下。第二天，习书记就给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写了信，信中写道：“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希望文化部“能够将大禹陵祭典活动补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使作为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禹陵祭典活动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因为这封信，大禹陵祭典活动得以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外省的文化厅同行得知这事都很感动很惊讶，有的还专门打电话来问我：“老杨，这事你都敢找习书记？这么具体的事情他也关心？”我说：“我经常找啊，习书记关心文化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听了都感佩不已。
浙江是戏曲大省，业内有“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的说法。浙江的所有戏曲剧种，都已纳入非遗保护。习书记对戏曲艺术很关心，认为戏曲是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在跟我交流中间，有几次提到省小百花越剧团。小百花是浙江国办院团的领军团队，也是越剧艺术的代表性剧团，有一次习书记还特别交代我：不光要重视小百花，其他各个剧种都要关心，要注意整体推进舞台艺术的繁荣。除了亲自参加越剧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和中国越剧艺术节并作重要讲话之外，他对浙江的戏剧发展和人才培养曾经有过多次批示。2004年12月，正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周年团庆，习书记在12月18日发了贺信，说：“希望你们继续发扬敬业、奉献、合作的小百花精神，大胆创新，勇于超越，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大省作出积极的贡献。”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是浙江重要的文艺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当时浙江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2005年11月1日，恰逢艺术职业学院暨浙江艺术学校50周年校庆，习书记又发去贺信，充分肯定学院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优秀艺术专业人才，希望师生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突出办学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为浙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9月，浙江昆剧团新创昆剧《公孙子都》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初选剧目。昆曲是中国目前留存最古老的剧种，有600多年历史。2001年作为我国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一个项目，全国当时硕果仅存的只有6个半昆剧团，浙江有1个半。浙江昆剧团又是中国昆剧界的代表性剧团，1956年以一出《十五贯》使濒临消亡的昆曲重新焕发生机，毛泽东、周恩来都看过这出戏，还有很多评论。我很希望习书记能来看看浙昆的演出，但又怕他太忙，所以就在9月7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够给剧团写几句勉励的话，最好能来看一次演出。习书记收到我的信，当天即批示：“可以发贺信并争取观看演出”。9月25日，正好是浙江昆剧团建团50周年，习书记发来贺信，向为传承和发展昆剧艺术作出积极贡献的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并表示：“浙江昆剧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昆剧艺术表演团体，为弘扬中国传统昆剧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浙江昆剧团与时俱进，再接再厉，不断续写新篇章，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浙江文化艺术增辉添彩。”而且真的在25日那天观看了演出，对浙江的戏曲工作者鼓舞很大。
接下来就是2006年底了。那年是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婺剧也是浙江的主要剧种之一，400多年的历史，是浙江中南部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样式。婺剧的唱腔非常丰富，有昆腔、徽腔、乱弹、高腔、滩簧、时调等，所以舞台表现力很强，加上婺剧团团风优良，常年坚持在乡村为农民群众演出，广受好评。我们很想习书记能够关心一下这个剧团，习书记知道后，欣然同意，在11月8日给浙江婺剧团发了贺信，对浙江婺剧团成立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肯定婺剧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希望他们“把握时代脉搏，突出浙江特色，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为浙江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新的贡献”。回想起习书记的这些批示、指示，深深感受到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戏曲的重视和挚爱。
在习书记关心关怀下，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年一个台阶，成效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我们在非遗保护上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在全国公布的共四批计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有217项，占到1/6，连续四批均名列第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浙江占10个，也是全国第一。这些并不是说其他省份的非遗资源比我们的少，而是我们在整理、发掘、记录、保护上起步比较早，工作比较扎实。在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中，“非遗保护看浙江”成为大家的共识，可以说，浙江在习书记的带领下，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鲜经验和示范样板。
采访组：那习近平同志是怎样重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杨建新：习书记不仅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也同样一贯重视。以2005年为例，他关于文物保护的好多批示也都集中在这一年，我举几个例子说一说。2005年3月，省人大有一份简报叫《来自旁听席的反映》，第五期刊登了一位旁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同志写的情况反映，题目叫《浙江古村镇古街区保护亟待加强》，看了这篇材料，习书记于3月3日作了批示：“所提建议值得重视，请杨建新同志研究。”我立刻召集有关处室和文物局同志作了研究，并且把那位旁听人大会议的反映人周乾松同志请来，当面向他征求关于古村落保护的意见和建议。而后我们就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文化厅部署意见，报给了习书记。报告里面我也直言，这方面任务太重，经费不足，希望财政予以支持。习书记收到文化厅的报告以后，在3月29日作了批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取得成绩，但保护任务繁重，形势仍然严峻，同意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政府财政支出应逐步加大对文保的支持。”习书记的批示，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在他主政浙江期间，省财政用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支出有了大幅增长。又比如，我们浙江有一个著名的古建筑群——文澜阁，修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2005年4月，文澜阁修复工程进入最后阶段，《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刊登了《浙江文澜阁修复即将完工其文物功能亟待明确》的报道，这篇内参引起了习书记的关注，他在4月5日批给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和我阅酌。我立即和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开会做了研究。其实当时我们对文澜阁修复以后的功能定位已经有了设想和安排，我们讨论了以后，马上把已经考虑的设想书面报告给了习书记。4月14日，习书记看了我的报告，批示同意我们拟定的文化功能定位。
说到《四库全书》，当时乾隆皇帝命大学士纪昀组织抄了七部《四库全书》，其中四部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史称“北四阁”；三部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南三阁”。《四库全书》因为战乱损毁严重，现只剩下四部。其中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在国民党败退时带到了台湾，还有一部因当年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需要放到甘肃。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时被洗劫焚烧，所剩部分散落民间。后来经过杭州的乡绅丁申、丁丙兄弟俩的搜集抄录整理，恢复大部，又经过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张宗祥组织的补抄，才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复原。由于丁氏兄弟在补抄《四库全书》时，不少是按照目录从民间找来原书进行抄录的，而纪昀在主持抄写的时候，对书中凡与朝廷皇家不利的地方都做了删改，所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起其他的几阁，内容更为完整真实，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2006年，杭州出版社提出计划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文澜阁本，省文化厅和省图书馆给予了大力支持。《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300册，即6752函，汇集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历朝历代最集大成的一部古籍。这也就意味着影印出版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且耗资巨大。习书记很重视这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9月27日专门批示：“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原则同意将其纳入文化研究工程。希望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争取早出成果。”在习书记的关心下，影印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现已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设计装帧印刷都不错。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如，浙江当时还没有一处世界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习书记对此非常关心。2005年5月11日，他给我和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我省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尚属空白。‘申遗’是有许多条件的，也要下决心，花代价。不知是否做好了各种准备。”根据这个批示，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报告》，就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的现状及已做的工作作了汇报，同时提出推进下一步工作的建议和设想。习书记看了这个报告，于7月4日再次批示：“请杭州市委市政府继续推进保护和申遗工作。”到了2006年11月，省文物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表了一篇信息：《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讲的是距今九千至一万年的浦江县上山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习书记看了之后作出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习书记这些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批示意见，虽然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证明在习书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布局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还有一次，我印象中是2006年前后，金华市磐安县有一个古茶场即将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习书记得知后非常重视，专程去进行调研。这个茶场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中国南方农耕时代典型的茶叶交易市场，也是我国留存至今最为古老的茶场之一。唐宋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周边方圆百里的农民进行茶叶交易的中心，也是官府采购茶叶的地方。近代由于铁路公路的兴起，人流物流发生巨大改变，市场逐渐消亡，在茶场旧址就只留下茶神庙、官府机构等部分古代建筑，但也都破败不堪了。习书记去那里察看了茶场的现状，听取了县领导汇报，并与当地群众深入交流。当场就提出：“要维修保护好这个古茶场，充分发掘利用好它独特的历史人文经济价值。”在习书记的关心下，省财政专拨500万元，对磐安古茶场进行维修。后来我再到这个古茶场的时候，维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茶场周围的古戏台、茶神庙等传统建筑都已经恢复。古茶场里还挂着习书记当年视察的照片，看到照片上残垣断壁的旧址，再看看修复后的古茶场，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都很感动。没有习书记的重视，这个古茶场很难得到这么及时有效且高质量的维修保护。跟当地老百姓交流起来，他们都很兴奋地跟我说起习书记当年调研时的场景。我打趣问道：“你们当时看到习书记啦？”农民们都很淳朴，争先恐后答道：“当然看见了，我当时就在他边上！”然后就如数家珍地同我讲当时习书记坐在哪里、脸朝着哪个方向、都讲了些什么话等等，每个人谈起来都觉得十分自豪和骄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动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是怎样把握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杨建新：习书记在越剧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说过一句很有深意的话，正好回答你们的问题。习书记说：“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经济发展交融贯通、相得益彰，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记得习书记不止一次在会上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习书记心中，文化建设事关人的全面发展，事关一个国家民族综合竞争实力的强弱，从来都是一个战略问题。他不是孤立、静止地看待文化建设工作，而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发展的大环境中，辩证地看待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当时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一个烦恼和多个烦恼”的问题。习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讲过：多年来，我们被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么一个烦恼困扰。现在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就会产生多个烦恼。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文化。他还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简简单单一句话，把文化建设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既鲜明又深刻。
习书记对文化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认识上高人一筹，而且体现在用人上识人善任。他在一次大会上讲过：“今后我们用干部，就要用真正懂文化的干部。”当时我就想，现在的干部论学历、论文凭，谁都不缺，可见学历、文凭不等于真懂文化。习书记的话，体现了他对干部人文素养的重视。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工作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习书记大力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他主政浙江的五年，是浙江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五年，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2004年，他率浙江省代表团出访法国，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订了文化、经贸合作交流协议。次年10月，根据协议，我们省文化厅组织到法国举办“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活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还是在国家层面，地方对外交流的重点往往放在推动经贸、旅游上，浙江是第一次在国外举办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缺乏经验。在习书记的鼓励指导下，我们在法国布置了一个“天上人间——中国浙江丝绸文化展”，还办了一个“水乡烂漫”浙江农民、渔民画展，把嘉兴农民画、舟山渔民画以及长兴百叶龙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带了过去。文化周开幕前一天，习书记专门发来贺电：“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中国和法国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绚丽的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强中法文化交流是我们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密切双方友好交往、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有效载体和桥梁。愿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常青。祝‘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圆满成功！”结果这次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在当地引起轰动。从法国回来后，习书记在我们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与友好城市文化活动，应总结推广，今后继续有计划开展。”在习书记的推动下，我们将这个对外交流项目保留了下来，并改名为“浙江文化节”，持续加以推进。迄今为止，我省已经在将近2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23次系列活动，使“浙江文化节”成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金名片，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为展示浙江的品牌形象提供了一个平台，为浙江经济走向世界搭起了一座桥梁。
同样是2004年，习书记到丽水市遂昌县进行调研。遂昌是一个欠发达的山区县，当年汤显祖在这里当过5年知县，也正是在这里写出传唱千古的《牡丹亭》，还留下了很多亲民廉政的故事。习书记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在调研中要求县里领导“注意挖掘和弘扬汤显祖文化”。遂昌县马上行动起来，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落实习书记的指示。县里很快出台了为期十年的《汤显祖文化发展规划》。而后，省文化厅支持遂昌县围绕汤显祖文化做了许多工作。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剧作家，而且同在1616年逝世。我们就专门派出浙江昆剧团会同遂昌代表团出访英国，把《牡丹亭》带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夫德镇，同那里的人民开展演出交流活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精心创排了《寇流兰与杜丽娘》，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两部戏的两个主要人物跨越时空合编到同一个舞台上，远赴莎翁故乡进行演出，同英国的艺术家切磋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到2015年10月，习主席出访英国，他还惦记着这件事，在演讲中他说：“明年是他们（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为此在2016年，中英两国举办了隆重纪念两位世界文学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这又是一段在习书记推动下，延续了十几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佳话。
采访组：就您的亲身经历，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杨建新：我有幸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5年。在这5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的亲和、博学、严谨、自律、重情重义，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身边，我也常检视自己的不足。我觉得习书记的个人风格就是亲近、平和、沉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任何时候他都给人成竹在胸的印象，从没看到他喜形于色或声色俱厉的样子，所以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有压力但不紧张，加上年龄相仿，都有知青经历，所以在他面前我敢于直言，愿意说真心话。不少工作汇报和请示我是以个人名义送的，目的还是为了得到他的重视和支持，他全都有批示。接触多了就会觉得习书记还是一个深沉、内心世界很丰富的人，他看书很多，涉猎很广。尤其是文化建设，他想得很多、很深。他对文化工作者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后来看到媒体报道他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时，与作家、文化局长贾大山的深厚友情的故事，回想起与习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更加体悟到这一点。
习书记对工作要求很高，作风严谨是出了名的。我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具备两种素养，在大事上、在决策时，他是举重若轻，高瞻远瞩；在具体工作中、在抓落实上，他又是举轻若重的，甚至是耳提面命。如涉及到重大文化活动和重大文化事项，他都具体过问，详细布置，对每一个重要细节都不放过。第七届中国艺术节、越剧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等都是这样，所有重要环节步骤，他都问得清清楚楚。举个例子，那一年，习书记一位特殊的朋友——老挝共产党主席朱马利专程来杭州拜访他。根据外交礼仪，习书记交代我们安排一场专场文艺晚会。在晚会上唱什么歌，演哪几个节目，顺序如何排列，都是习书记一一审定的。
在杭州城建一个一流的美术馆，是浙江人民的夙愿，这也是在习书记的直接关心指导下才得以实现的。2003年1月31日，正好大年三十，习书记冒着寒风细雨到西湖边进行实地踏看。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座谈会上，他详细听取了汇报，还把几个选址方案的图纸一一作了认真比对。最后他拍板决策，浙江美术馆上马，选址就定在西湖边上。而且对美术馆的方案设计，他也亲自过问提出指导意见，认为美术馆建在西湖边上，就应该“穿中式服装”。我是在这次现场会一个月后到任的，一到文化厅，就研究这事。当时，我和厅里同志反复琢磨领会，怎么建一座“穿中式服装”的美术馆。最后，经过两轮招标，在32个方案中一再优选，同时发动杭州市民投票选择，最终定下方案报到省里。一般而言，这种具体的工程项目只要报省政府领导签字就可以了，没想到习书记专门提交省委常委会，通过集体决策，把方案确定下来。在美术馆的奠基开工典礼上，又是习书记亲自参加，按下了开工按钮。不久，李瑞环同志到浙江来，习书记还带着我专程去向瑞环同志汇报美术馆的设计方案，听取他的指导意见。在习书记细致入微的指导下，浙江美术馆的建设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美术馆要修建新馆，还派人来我们这里实地考察，汲取经验。唯一遗憾的是，美术馆建成之时，习书记已调离浙江，至今他还没来看过，我们都很盼望他能来看看，不过我们也很努力，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期望。美术馆办得不错，各项工作都比较出色，现在是全国重点美术馆。习书记来了，美术馆可以向他交出一份有分量的成绩单。
习书记的工作风格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反映在生活的点滴之间。他喜欢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鉴赏水平。除了看戏之外，他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安排看一次电影。一般每次两部，一部国产的，一部进口的。观看之前，他秘书都会来要相关资料，包括电影名称、片长、故事梗概、主要演员、生产片商甚至放映顺序都要求得清清楚楚。在两场电影放映的间隙，习书记还会根据影片内容和背景信息，联系电影生产、艺术创作等问题同我们交流，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他是把看电影也当成了文化调研。有时彭丽媛同志也会来，这时候，习书记还会特意让秘书通知我们也可以带家人一起去看。
时间长了，我深感习书记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有一次，他让秘书通知我，晚上参加一个接待活动。到了现场一看，只有两位北京来的客人。习书记指着一位长者向我介绍：“这是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当时对我的工作很关心，给我很多支持。他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特意请你来作陪，一起交流交流。”这位老领导知道习书记喜欢看书，专程带来一大摞书，一本本仔细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习书记。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工作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确实让人感动。还有一次，我陪同习书记接待一位北京来的同志，是个局级干部，看大家有点不解，习书记特意解释：我们都是一起在福建工作过的老朋友了，当时他是中央媒体常驻福建的记者，对福建的工作帮助不少。这样的事例很多，有些是我亲历，有些是听说。只要是在工作中共过事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他都不忘旧情，他们到浙江来，只要有时间，习书记都会出面接待或看望。
说实在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化工作是处于边缘化的，即使在会上或文件上提得很高，但实际工作中很难被真正重视。从某种意义上也好理解，过去国家穷，急于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文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还要花钱，要被重视也难。我作为文化厅厅长，在这方面感触良多。但习书记主政浙江那几年，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让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信心倍增。他主政浙江的5年，是浙江文化建设经费大幅增长的5年，是浙江文化发展状况发生转折性变化的5年，也是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5年。正是在习书记的领导下，由于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浙江的文化建设大步跨越，奠定了我们在全国文化工作当中的前列位置。习书记离开浙江的时候，我们省文化建设的多项重要指标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
现在我还时常回忆起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当我离任文化厅长时，厅里同志送我一本相册作为分别礼物，那里面有不少我陪同习书记调研考察的照片。看着那些照片，脑海里便会浮现习书记对浙江文化工作精心指导的所言所行，耳旁似乎会响起他对文化建设提出的种种真知灼见。他对文化厅工作要求很高，我们工作都很累很辛苦，但能在他领导下投身于浙江文化事业，见证发生着的崭新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都感到幸运和自豪。转眼习书记离开浙江都十年了，但在他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的经历，将成为我永久的美好回忆。
